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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李 | 2013年04月10日 星期三 10:53 AM

美国经济复苏与中国经济发展是菲尔普斯近年来学术兴趣的关注点。在埃德蒙德·S·菲尔普斯看来,美国经济缓慢复苏能增加中国出口的机会,同时创造了中国推动企业创新的机遇。这将使得中国不仅能成为世界工厂,而且可以成为世界领先的创新者。

失业率7%是美国经济“新常态”

问:美国经济是否出现了明确的复苏信号?美联储3月21日公布利率决定和量化宽松规模,您对此有何看法?

菲尔普斯:美国目前的量化宽松规模,并不需要过多关注,因为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已经不大。我早已指出美国经济基本触底的信号已非常清晰,而且这种复苏很快就可以看到。

问: 但即使美国经济复苏已确定,“无就业复苏”现象是否会改变?不久前,经济学界对中美两国近几年的经济表现作了有趣的归纳:美国是“无就业复苏”,中国是“低失业减速”。

菲尔普斯:很多学者认为美国经济即使复苏,其失业率也将在9%到9.5%左右。我认为,复苏将是新的常态,但不会像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那么美好。当时美国的就业数据与通货膨胀率都非常稳定,企业生产力也不断提升,失业率基本稳定保持在5%到6%的水平。这种常态已成为历史,因为美国经济发展到新的常态时,很多因素发生了变化。

第一,从2000年到现在为止,美国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比较缓慢,尤其比1994-1995年那段时期要缓慢得多;第二,美国劳动力增长速度也比以前明显放缓;第三,美国现在还面临一些政治因素影响,比如朝鲜、伊朗等国的核问题走向,这不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能预测的;第四,对于削减财政赤字,共和党希望减少公共开支,民主党则希望能提高税率,这造成国会很难通过对消减财政赤字起到实际作用的法案。

更大冲击可能是欧洲再度出现社会动荡问题。我的几位欧洲朋友,包括前法国财长埃德蒙得·阿方德利等,都对欧洲前景表示忧虑。经济学理论中有个名言"最大的风险就是不确定性",政治的不确定性必然给企业信心带来影响。

美国现在还面临严重的财政问题,其公共债务已达到GDP的103%。而且从1970年到奥巴马任期内,美国福利支出急速膨胀。未来美国福利项目资金缺口将高达62万亿美元,相当于2012年GDP的3.9倍。这一现状将导致一个必然结果:美国要么提高税率,要么就得大幅度减少政府开支。

综合以上因素的影响,美国失业率难以回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乐观局面,但也不会出现10%的悲观预期。

问:您去年9月预测在经济复苏的背景下,美国失业率应该保持在7%的水平。但最近公布的2月份经济数据显示,由于非农就业数据幅度上升,美国失业率已降至7.7%,您是否维持此前的判断?

菲尔普斯:由于技术发展对生产率和投资等因素的影响,就业数据会在中短期内发生小幅波动,但我认为常态应维持在7%左右。

问: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如果失业率下降并稳定在7%左右,就基本判断美国经济已走出危机并实现复苏?

菲尔普斯:这确实是一个重要指标,如果失业下降至7%左右,财政赤字难题在一定程度上会自动消失。因为就业机会增加,会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税收随之上涨,从而部分抵销赤字。

除了失业率,另一个重要指标是通胀率。2008年以来,美国物价涨幅出现了较大下滑。2010年以来,美联储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将通胀率保持在2%的水平。这次复苏中,通胀率将保持什么水平目前还很难回答。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企业销售未达到生产预期,从而给价格带来下行压力,另一种情况则是销售额超出生产预期,从而推动价格提速回升。

美国复苏离不开中国的参与

问: 美国经济在2008年之前主要靠消费拉动,2008年后这个格局被打破。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经济复苏将依赖出口、制造业、农业等领域来拉动?

菲尔普斯: 经济危机之后,消费确实出现降温。但观察2007年到2012年的有关数据,美国的消费支出变动还算平稳,真正下降较快的是企业投资,尤其在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早期,企业投资直线下降。此外,同期的住宅及商业楼盘的建设,也出现直线下降。

实际上,在2008年以前的景气时期,美国经济并非完全由消费驱动。在2003年至2007年期间,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带动了美国总体就业达到很高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住房建设与住房服务不一样。事实上,在2003年住房存量就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但住房服务的提供只是适中水平。1990年到2007年间,美国消费增长看似强势,但更多是企业投资以及政府开支增长的相对弱势。

对于美国经济的未来趋势,我认为出口行业以及企业投资确实会回升,特别是在制造业、装备、设备购买等方面已看到端倪。

问: 有观点认为,经济复苏中,美国应敞开出口市场和投资市场,尤其是放宽高技术产品出口以及允许国外企业参与建设性投资。但近年来,美国仍更多采取贸易保护、美元汇率来维持经济增长。在美国制造业整体成本较高的情况下,您认为美国如何保持其出口竞争力?

菲尔普斯:首先,美元贬值并非美国政府有意的再估值,而是市场压力下的美元自发贬值。其中包括美国利率下降的影响,而利率下降主要是由于美国经济体的投资利润率前景下降,以及金融部门对企业提供资金的减少所造成。

未来美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受到三大因素影响:第一,美国制造业工资水平相比2007年出现大幅下降。现在新公司及大型企业的新成立工厂,其工资水平大约是5年前的一半,这将提升出口行业的竞争优势;第二,2007年至2010年间,由于市场萎缩,制造业受到强烈冲击。对供应商来说,必须花更长时间开拓国内外市场,以找到新的客户;第三,美国制造业原先有很多陈旧装备,需要被更高效、更低成本的生产系统取代,这也将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

对于美国经济再平衡和中美经济关系这个问题,我认为美国复苏离不开中国的参与,美国应向中国输出更高端的设备,推动中国扩大出口,同时也将有效推动中国的经济转型。

利率错觉人为推高房价 

问: 美国政府应如何解决资金流向的不合理问题,或者说是如何恢复银行对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的贷款?

菲尔普斯:量化宽松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降低银行借贷成本,从而使银行利润率恢复到一定水平。所以,从基本面看,不能说量化宽松政策没有任何成效。没有量化宽松和银行资本金的增加,对企业的投资资金从哪里来?当然,美国经济体系中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取代银行提供相应资金,包括私募股权基金、对冲基金等,即所谓的影子银行。此外,欧洲银行也可以成为美国企业的资金来源。

总体来说,美国银行系统在企业领域发挥助力作用有限。美国银行的利润主要来自交易活动及消费信贷,尤其是住房抵押贷款。

银行家威廉姆·沃尔斯对我说过,他认为企业贷款在美国银行金融资产中的比例是30%。目前,银行为满足新的资本金要求,有可能不得不发行更多股票,或不得不进一步压缩对企业的贷款,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可能会进一步填补这个空白。

问: 刚才您提到美国银行系统主要利润来源是住房抵押贷款,这被称为是不合理的住房金融体系。中国政府目前为控制房价已采取很多措施,包括近期的“国五条”,但效果不甚理想。在您看来,何种措施能把房价降到合理水平?衡量房价是否合理的指标应是什么?

菲尔普斯:比较主流的有两个标准:一是收入房价比,比如房价相当于购房者6年左右的收入,就被认为是比较合理的;另一个标准是房地产投入和产出的比例。我更倾向于用生产成本衡量房价,但这个标准非常难定义。

全球实际利率下降是房价失控的主要原因。美国房价在上世纪最后数十年,基本保持在稳定水平,但在没有明显信号的情况下,从2002年开始急剧攀升,这与全球实际利率的下降有很大关系,一定程度上也和中国有关。由于中国居民的过度储蓄现象,流动性无法全部在国内消化,必然流向国外市场。所以,不能把制造全球超低利率的罪魁祸首完全推给美联储。美联储只是顺应了形势,美国经济在实现较长时期繁荣的同时,美联储仍然把利率控制在很低水平,后来之所以犯的错误,是因为相信低利率水平将长久保持。

许多人认为当前是许多新兴经济体涌现的全新世界,但事实上,这些经济体的储蓄率都超过投资率。由于相信利率会长期低水平的错觉,不断人为推高房价,最终导致近乎疯狂的状况。因此,只有观念改变了,房价才能回归合理轨道。

美国经济“慢行”将推动中国创新

问: 美国经济的缓慢复苏,将对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菲尔普斯:经济复苏往往表现出其两面性,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如此。美国经济复苏会带来产出增加,这能增加中国出口的机会。

需要指出的是,现阶段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提升自身创新力。在作为中国主要出口市场的美国,尤其是欧洲经济减速时,中国更需要保持强劲的创新势头,否则就有可能陷入危机。

在上世纪90年代,欧美国家的橱窗里总会不断出现新产品,琳琅满目。但现在与虚拟的互联网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球消费市场上,建立在新概念、新技术、新创意基础上的有形产品正越来越少。

当然,美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正是中国推动企业创新的最佳时机。这使得中国不仅可以成为世界工厂,而且可以成为世界领先的创新者。但另一方面,美国经济要达到更健康的水平,需要从全球吸纳更多资源,尤其是资本会更多地从亚洲流回本土,这将对亚洲包括中国的金融市场造成较大冲击。

问: 最近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破产"的新闻引发举世关注,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中国目前也存在内生性产业转移,东部沿海的一部分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成本都更低的内陆地区,尤其是湖北、湖南等中部省份,您对此有何建议?

菲尔普斯:在美国,丰田、尼桑等品牌在底特律的生产成本是最高的。当地汽车产业面临的问题是成本已不具竞争力,同时也没有产生具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对当地政府来说,帮助这些汽车制造商找到其他利润途径,比如生产绿色环保汽车,才是解决之道。

对中国来说,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从沿海到内陆的产业转移,是产业演进规律的必然结果。只是以往吸引这些转移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成本倒逼,像受土地、能源、劳动力和生态环境等成本快速上升的影响,传统制造业开始向中西部梯度转移。而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劳动力成本对于产业转移的吸引力正在降低,今后产业转移将呈现更加复杂的形态。

当前吸引产业转移的更核心因素是人才与技术,中国中西部地区必须在劳动力成本之外,打造出培育和留住高端人才的氛围,如更好的城市配套、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等,让他们的生活、娱乐、工作、消费等各方面需求都得到满足,这样整个产业梯度转移的进程才更加顺利。

回到刚提到的观点,中国正迎来推动创新的机遇期。具体到中国内陆省份来说,是同时实现产业转移与产业转型的良好机遇。 

埃德蒙德·S·菲尔普斯,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转载自《支点》)

此文章为转载,不代表IBTimes中文网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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