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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4月15日 星期一 12:47 PM

最近,陕西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任贤良刊文,评议了当前的媒体形势。尽管其逻辑和结论都有问题,似乎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篇发在《红旗文稿》上的文章哪怕是试探风声,也能代表宣传系统的焦虑,体现了宣传系统上层对舆情的最新判断。不仅媒体人不该只用嘲笑对待,其他人也该想想其中的况味,关注一下所透露的信息。

任的文章,分为两部分:一是对时下舆论场域的定性,二是开出一些管理的药方。定性部分值得注意,将"党管媒体"与"党管军队"相提并论,这就算是抬高到不能再严厉的地步。这种提法,不止是重复了"枪杆子"与"笔杆子"打天下的老调子,在现阶段提出来,大有靠其"稳"天下的意思。

任的讲话提到南周事件,认为它"挑战了党管媒体的原则底线"。这样的说法符合宣传口径,却背离了大众期待。其实,南周事件至今不能算结束,对它的定性引而不发。任的文章挑明了某些小道消息,至少是确认了宣传系统对南周事件的态度。激活对事件的定性,是否意味着重新将事件纳入处理程序?不排除做出比除名曾礼更多的动作。

在高调立论之后,任部长谈及两个舆论场的最大公约数,贡献了一揽子管理计划。这些对策及其质量,都是旧调重弹。值得注意的是要培植"意见领袖"--这是宣传系清洗这一传播学名词的表现,从前是"打倒",现在是"栽培"。

任将舆论场划分为党报党媒体VS网络新媒体,在抹平两下的舆论落差上,提出的管理思路是"两管",管媒体和管人。过去,"两管"既是媒体管理的原则也是方法论。但是,在将"党管媒体"这个原则扶摇直上后,"两管"措施越来越成为精细化的管理技术。这个技术进程早就开始,只会更繁密、更有压力。

上面说到任对媒体形势的定性,及提出的对策思路,考究起来,其实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当你把党管媒体抬升到党管军队的高度,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党管媒体的细致化运作,是用管理的强度排斥管理的空间。因此,任后续提到的求取最大公约数之类,是无法办到的。

任的忧虑不是理论上的表达,而是对现实的回应。关键在于,任及其同僚、乃至系统所要面对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些有影响的大V,不是那几个人,甚至不是南周事件,真正的威胁是汹涌而来的媒体变革--究其影响、格局、现实力量、特别是对管制能力的打击而言,称得上是媒体革命。不管如何操纵标靶,任部长们的真正对手不在新闻界。

媒体变革的力量由社会和时代创造,它们因技术推动实现了自我成长,在整体上酝酿,且成全了大气候。以抬高调性来压制,以至刚代替怀柔,不仅观念上落后,而且手段上也难以起效。过去,管好二三十万在编新闻从业者就行,现在要面对数以亿计的人际信息互动,怎么办?工具不够用了,就将问题意识形态化,试图用取消问题的方式面对问题。

实际上,媒体变革的主要特征、也是其动力来源,不仅要改换媒体的格局,而且要改变媒体管理的权力结构。相信任部长们感受到了媒体革命的风潮前锋,但他们并不清楚前锋之后、接踵而来的、云山雾罩的会是什么?对双方而言,这都会是一次相当艰难的相逢。

最后要说的是,任部长曾欣然接受南周专访。在那次专访中,任部长赞成并鼓励舆论监督,表现出开明姿态。如今他大幅度转向,打着红旗来与南周切割,宣告立场,更告别经南周塑造过的"昨日之我"。即使这样,任部长在以文盟誓时,也必定会带出系统的问题意识。更何况,最重要的不是他怎么想,而是大众怎么做,媒体变革怎么推进。(宋志标)

【石扉客-法政观察】(微信号:shifeike-reporter)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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