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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Times中文网实习研究员 洪梦玥 编译 | 2013年05月24日 星期五 16:01 PM

绿色和平组织5月21日刊登文章关注中国东部地区空气污染问题。文章认为中国环保部在过去的几年中并没有实现其治理环境污染的承诺,而现在正是它践行承诺的时候。

3月初,在两会期间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提出了一份有关治理空气污染建议措施的详细政策报告。依据吴晓青所提出的政策,扩大PM2.5的监测站点网络,限制地区煤炭消耗量,严格控制汽车燃料标准,建立地区性污染控制协调机制等举措均被提及。

而事实上,这些措施并不是第一次被提出,正如吴晓青强调的“关键是要完善这些措施并且充分实现”。然而,就在吴晓青提出治理举措后的一个半月,我们只看到,真正实现了的减排措施寥寥无几。就在度过了最糟糕的一个冬天之后,北京的PM2.5值飙升且超标,频繁的雾霾持续笼罩着北京城的春天。而唯一变得清晰的事情是,公众逐渐意识到污染对健康产生了严重影响。

今年3月31日,北京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简称GBD)的一项研究估算:受空气污染影响,2010年中国有120万人早逝,失去超过2500万健康生命年。该研究小组的研究表明,中国是世界上受空气污染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今年4月,北京大学和绿色和平组织的一项联合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从去年12月初到今年1月中旬,该研究团队的9名志愿者在北京进行了PM2.5值的检测,结果显示三个重金属含量水平屡次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最惊人的检测结果是,空气中的砷含量严重超标,PM2.5中砷含量的平均检测水平几乎是国家水平的4倍。而砷是一种有害重金属,主要在煤炭燃烧过程中蒸发到空气中。

空气污染所引起种种影响令人生畏,国家环保部治理措施迟迟不能实践已经引起公众不满。引起最大争议的是,北京以及其他许多城市的空气质量达到国家标准的时间设置长达18年,依据这个时间设置,北京最早的一代居民有望在2030年呼吸到新鲜空气。而因为中国国家标准比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质量指标要低,这意味着中国会花更长时间才能使北京的空气质量水平和国际水平相当。

然而,中国政协委员和中国环保部前副部长张力军在两会上坦率地提出“鉴于政治决心,中国空气质量有可能在10年内达到标准。”包括张力军在内的一部分部长级官员均在两会提出议案,要求在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设置煤炭消耗量的上限。

但遗憾的是,中国环保部的工作并没有做好。

中国仍然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就政治影响力而言,中国环保部明显不及其他更高级别的部门。考虑到它的高约束力和权威的分散,中国环保部令人失望的执行力也是在意料之中。

调整国家能源和运输增长轨迹,限制地区煤炭消耗量是与减排最相关的举措,然而计划和执行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中国环保部的执行范围。这些举措的执行由其他部门掌管,受到国有企业的影响,又或者被各种地方权力保护起来。

正如中国的谚语所说的“正人先正己”,要站起来反对环境不公,在寻求经济帮助和外部援助之前,中国环保部自己要先对它的指令的执行有坚定的信心。不过和10年前相比,中国环保部的权力确实更弱了。现在,它作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而为人们所知晓,并且它仍努力在中国吹起了一股“环境风暴”。

在这场风暴的高峰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积极推进它的环境影响评价权威,并且相应地暂停了30个不合规定的项目,即使大多数这些项目的背后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特权阶级。曾高调宣布要实施的颐和园工程受到环保团体的坚决反对,最终也被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禁止。

在所有的案例中,直接对抗和实质性的政策资本投资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投入了精力,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只是唤醒了媒体和公众去关注中国存在的严重损坏环境的行为,但同时也为它自己更好地执行相关法律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和可能性。

过去的经验证明,一个配备了明智的战略和强大的领导力的部门可以完成其工作任务。与此同时,这个部门必须实现系统和制度上的加强。中国环保部门与美国的相应部门相比,在法律执行力上表现出明显的不足。就治理空气污染来说,其复杂和困难程度远不及中国正面临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决策者应该意识到如果没有持续的高层次的干预,治理污染的最好结果将会是“前进两步后退三步”。

由于政府内部设备,以及资源和权力具有其局限性,中国环保部应该积极与志同道合的地方政府结为联盟。与此同时,环保部还应该意识到它可以进行更广泛的合作,例如一些关注空气质量下降的私营企业和民间团体。

不过我们已经看到了希望。今年二月,广东省发布了珠江三角洲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2013 - 15)--第二阶段方案。计划中涵盖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9个城市。计划中承诺到2015年,珠三角地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1.6亿吨以内,并且到2020年达到国际空气质量标准。

4月11日,三个环保组织--公共和环境事务研究所、自然之友和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又称SEE基金会)给北京、天津、河北(即所谓的京津冀地区)环保部门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要求公开这三个地区环保部门监控的重点企业的瞬时排放数据。另外,信中还要求环保部门公开这些重点企业第一季度的检查记录。截至绿色和平组织网站刊发文章时,北京和河北有关部门正对这些要求给出回应。

毫无疑问,这些只是长期艰苦战斗的开端,中国环保部还远未实现其承诺。面临“空气末日”,环保部门别无选择,他们必须思考他们还可以做什么,并且从过去的灾难性失败中吸取教训。随着时间的流逝,每次空气质量指数超标,中国都要为公众的健康付出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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