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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Times中文网见习研究员王铮 | 2013年05月29日 星期三 14:33 PM

随着微博等网络平台的兴起,曾经上纲上线的现当代史问题如今成为人人可谈人人可评的话题,关于历史想象的不断建构与重构再次成为了可能。然而在网络时代大量的“民国真相”“文革记忆”的传奇故事背后,历史本身依旧面孔模糊。这正是史家杨奎松多年来以旁观者的身份对中国现代史发掘整理的一个理由。

很多人喜欢杨奎松的书,是因为杨奎松的书提供了太多新鲜的史料,让读史成为一次冒险,不时地会遇到仙境和暗礁。而事实上,他的书首先是学术著作,秉持着高度的学术精神,然而才是一本畅销历史书。他能够用严密的推论来将手头零碎的文献、图书、论文、回忆录串联成一段有轻有重的时代故事,在读者的眼前放送一遍,不额外添加一句自己的评论。而所有的读者却都能够发出同杨奎松一样的感慨:历史是“忍不住”的关怀。

网络上有一位读者借用梁实秋的话这样评论杨奎松:“好的历史学家不但能够看到漫天群星,更应该能看到凌乱之中的星图。杨奎松是能够看到星图的,但他不愿意表露。”

作为一名继承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大家,曾为读者奉献了包括《革命:杨奎松著作集》《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苏关系史纲》在内的数本著作的杨奎松,此次关注了建国前后三位中间派知识分子在大陆的命运走向,并发出有力质问: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年会停止思想,集体转向?

 

IBTimes中文网:近年来你的主要研究领域在于中国现代史,去年你的著作集《革命》可谓是你对中国现代革命的理解的一次总括。而这次你考察的三位人物经历时间段除了建国前的风云变幻,更多涉及到了建国后的一段历史。请问建国初期将是你今后着力的研究方向吗?今后会不会考虑对文革进行研究?

杨奎松:我其实从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把研究重心向建国后转移了。2008年在江西人民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2)就是对政治、外交专题研究的结集。至于文革史,今天研究人很多,我想不是我要努力的方向。而且我的研究从来都是从前向后逐渐延伸,我研究了差不多30年才研究到1950年代,以这一速度看,估计研究到文革,我也差不多研究不动了。


IBTimes中文网:可以说,这本书的三个人物无论是在政治认同、思想认同、言行举止和人生轨迹都经历了一个或大或小的转向。你如今看来,这三个的转向是否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共性?这与你一直研究的中国独一无二的暴力革命有着怎样的关联?

杨奎松:我书中的三个人物最大的共性就是都是中间派知识分子,并且都选择了留在大陆,政治上基本上都是认同中共的。作为中间派知识分子,他们思想上或多或少都和中共阶级革命的观念政策有距离,但王芸生的转变比较快也比较彻底,因而境遇也最好;潘光旦的转变比较慢也比较曲折,因此遭遇的挫折也较多;张东荪政治上与中共走得最近,最初也最受重视,但思想上、政策主张上和中共总是不合拍,外交上还想另搞一套,结局也最凄惨。


IBTimes中文网: 而三个人最终不同的命运轨迹又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对于政治的参与度亦或是因为他们个人的性格吗?

杨奎松:三人的思想转变的彻底与不彻底,主要基于两大原因,一是和他们的教育、知识背景及其经历有关;一是和他们各自的性格有关。像张东荪早年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辛亥时即开始投身政治,五四时期曾是梁启超一派的重要骨干,办报办杂志非常活跃,社会地位及影响不下于陈独秀,以后与张君劢一起组党,长期一边研究学术,一边在政治场中活动,其知识结构早已定型,又历经晚清、北洋、南京、日本几个统治时期,阅历极广且丰富。中共要想根本改变张的思想观念,自然较少可能。潘光旦的情况显然不同,他是理科出身,只是出于爱国热忱而关心政治,且出了校门进校门,基本上没有出过学校的圈子,因此他的政治倾向的选择更多地源于身边朋友的影响、科学的理性思考和自己的直觉。这样的知识基础照理思想是很容易被转化的,然而他的一大特点是性格很执拗,人称“牛皮筋”,认准的事情和习惯的思维方式不易改变。他不是不想跟上新政权的政治步伐,但总是跟不上,因此政治历史问题没有多严重,最后竟成了清华的重点斗争对象。不过他的这种性格也决定了他一旦转变过来,就很彻底。三人中转变最容易的,是王芸生。原因也很简单,他受教育的程度最低,年轻时就激进过,后来因为进了大公报,受到胡政之、张季鸾等的影响,政治上转向中间。张、胡先后过世,再加上国民党40年代末又太过专制、腐败,他自然也就再度回头,站到了中共新政权一边。


IBTimes中文网:你在开篇前言和每个人物的前言都用了很多笔墨在对于以往研究者所引用材料和观点的陈述和辩驳。材料方面你在文中重点强调了对档案文件和运动纪录的研究,为什么?

杨奎松:研究历史人物,最需要的是同情之理解,最怕的是听信一面之辞。我们说历史研究最需要保持客观态度,就是一方面要能够以同情的心态努力换位思考,以求充分理解当事人所思所想的真实想法;一方面要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即要注意与研究对象保持相当的距离,以便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用今人的价值观来判断历史上的是是非非。研究历史人物,要做到同情之理解比较容易。任何人研究一个历史人物研究多了,都难免会逐渐开始抱以理解的态度。因此,要想从当事人所处的环境和情感中跳出来,反而就会困难多了。故我从来主张在研究历史人物时,除了要努力保持客观性以外,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要尽可能利用多方面的史料,多角度、多层面地考察历史人物及其围绕着他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太多依赖个人档案和家属亲友的说法,必定会出现解释过度的情况。如果多看多用其他资料,包括档案资料等,就比较容易使我们的判断相对冷静和中立。

 

IBTimes中文网: 在观点方面,你多次提到知识分子在时代潮流中作为普通个人的无能为力,这是否意味着对以往一种所谓“建国后知识分子集体失语,放弃其责任”的观点的批驳?

杨奎松:是。我不同意简单地指责建国后知识分子如何软弱。我希望读者了解,在那样一种环境和生存条件下,不要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俄国的知识分子,甚至换了西方的知识分子,恐怕也没有什么两样。何况,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受的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教育,自古以来的学术传统就是要“经世致用”。这一崇尚积极入世的文化背景就大不同于西方强调独立批判精神,主张追求终极真理的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知识分子思想的独立性,其实是建立在经济独立性的基础上的。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到西方现代社会,西方知识分子所以能够保持其批判的独立性,这一点是不可或缺的。包括俄罗斯知识分子,在沙皇时代有那样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也是以此为基础的。进入到斯大林时代,所有人都由国家发工资后,除了索尔仁尼琴等极个别人以外,我们还能找到那个勇敢的群体吗?

 

IBTimes中文网: 你在书中写道,中国知识分子“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最后却成为政治场最不知所措,受人轻视的群体”,你如何理解这种环境中知识分子的“忍不住的'关怀'”?

杨奎松: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可悲哀的地方,但也是中国这种国家中部分始终坚持这种关怀的知识分子最可尊敬的地方。我们说的知识分子,指的是那种敢“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者。他们可能是某一方面的专门家,但他们从不把自己关心的范围局限在个人和专业的小圈子里。恰恰相反,“仁者爱人”。他们从来不曾忘记自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责任。因此,本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社会越是开放,就越会多地出现他们的身影。

 

IBTimes中文网: 你的书广受读者热爱,你在此前华东师大的讲座上说,你的论著一向是以小论大为方向的,你仍会坚持这种著史的态度吗?

杨奎松:这是我写史的基本方法,我自然会一直这样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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