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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Times中文网编辑 凌雯静 | 2013年06月14日 星期五 12:13 PM

“台湾的糖果文化,让我看到这个地方的空间与弹性,”《甜美台北--台北糖果文化追踪 》一书作者黎雅思在接受IBTimes中文网采访时这样说,“而这种空间与弹性,是创意能够发芽和成长的必须条件。”

《甜美台北》是一本“美味”的书:色彩缤纷如梦幻动画中的糖果,创意无限“只有想不到”的包装,以及糖果文化背后这些人的故事。正像欧阳应霁在书序中所写:“吃,书写吃、阅读吃、享受吃、赞颂吃,不亦乐乎”。

在一般人眼中只是茶余消遣的糖果,在台湾,却能形成一种文化,这背后的确有值得思考的所在。

台湾糖果文化起始于日治时期。日本政府的政策开始以农业为主,遂逐步发展为以糖业为重心,甚至形成一条条糖业铁路,在嘉南平原上以糖厂为中心成放射状分布。

台湾糖业发展至今,甚至形成一种文化,演变为一种创意产业,对身为香港人的黎雅思看来“是一件奇妙的事”,在她看来,这些台湾糖果店,亦有一种文化精神在,“他们(糖果店管理人)在创新之余,仍然尊重传统习俗,重视本土文化,而且富人情味。”这种“人情味”,亦是《甜美台北》中那些糖果店给人的回味之处。

商业大潮风化下,依旧有人情味在,台湾糖果文化背后是对传统的珍重。“即使是外国传入的品牌如Papabubble,他们重视的也是和客人的沟通,并非冷冰冰的'我卖你买'。”黎雅思的接受IBTimes中文网采访时,这样介绍。这或许,也能给中国大陆一些“批量生产”,“创意重复”的同行些许启示。


IBTimes中文网:你是如何与旅游美食这份充满“幸福感”的工作结缘的?

黎雅思:自己本来就喜欢旅行,每次旅行回来,如果有特别的经历或体验,又或拍到漂亮的照片,心里会很兴奋,很想和许多人分享。于是后来试试把旅游文章和图片投到报章去,很幸运地又被采用了,这份工作就是这样开始。

写了一段日子后,因工作关系认识了《甜美台北》一书的出版商负责人,他知道我有旅游写作经验,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尝试做这个project。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这类题材当时好像还没有人写过,于是这本书就那样开始了。

IBTimes中文网:《甜美台北》中介绍了各式各样风格不同的糖果店,那这些店,这些人有没有让你觉得有什么共同点?

黎雅思:这些店的最大共通点,就是勇于创新求变,以适应市场转变。这点对一些老字号来说尤其不容易,因为品牌如果已经有些历史,多有一套原先已行之有效的营销方式;而要调整或改变原有的那套,去创立一个新的经营方式,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及远见。

另一个共通点是他们都对本业充满热情,无论是个性化的小店,或是企业式经营的连锁店;前线销售或幕后代理的,他们对于糖果的质素及包装,都自有一套见解及坚持。我想无论从事哪个行业,这都是品牌能成功及持久的必要条件。

IBTimes中文网:台湾糖果业起源于日治时代,是否在其中有体会到日本文化的影响?

黎雅思:来到现在,我想品牌是否受日本文化影响,取决于品牌的营销方针,或者应该说,是品牌自己决定要不要受日本文化影响。一些品牌的产品或包装设计可能会比较偏向东洋风,但通常这是从市场的接受度出发,所以如果说到日本文化的影响,应该是它已普遍地影响了一般大众,而不是独独影响行业本身,毕竟做零售生意的,在设计产品时,最终也需顾及客人的口味。

再进一步说到外国文化的影响,像Papabubble是源于澳洲的,好样棒棒的欧陆风也很浓,牛轧糖博物馆则走本土文化路线,所以很难说台湾的糖果业受单一文化影响,他们是很多元的。

IBTimes中文网:台湾糖果文化让你感触最深的是哪一点?

黎雅思:台湾的糖果业,能够由原来的工业发展成现今多元化的创意产业,对身为香港人的我来说,是一件奇妙的事。香港也曾经历工业发展非常蓬勃的年代,但能够像台湾的糖果业般,在工业衰微后仍能被人们所记得(台湾现在还有“糖果节”),并且转型发展得成功的,似乎没有。

台湾的糖果文化,让我看到这个地方的空间与弹性。而这种空间与弹性,是创意能够发芽和成长的必须条件。台湾近年的文化创意产业能迅速起飞,背后必定是有原因的,而到底是甚么构建了这样的空间与弹性,我想是十分值得深思的。

IBTimes中文网:在你看来,糖果文化中有折射出哪些台湾特有的人文精神特质?

黎雅思:他们在创新之余,仍然尊重传统习俗,重视本土文化,而且富人情味。台湾糖果如此注重包装,其中一个原因是台湾人常拿糖果来送礼,婚宴等喜庆场合糖果也不会少,这背后就是一份心意的表达,以及对传统习俗的重视。即使是外国传入的品牌如Papabubble,他们重视的也是和客人的沟通,并非冷冰冰的“我卖你买”。

书内也有提到台北居民当年为了保育台北糖厂的一场抗争活动,这更是他们重视历史的证明。

IBTimes中文网:《甜美台北》中谈到不少糖果店的经营理念十分传统,与现在“快餐主义”,“金钱至上”指导下的经营理念不尽相同,前者对后者有何启示?

黎雅思:我想“快餐”在这里的意思,是指产品改变、流转得很快,以配合消费者快速改变的口味,是吗?

这样的话,我觉得前者和后者其实是可以没有冲突的。

因为经营的理念可以传统,但经营的手法可配合市场而改变,事实上书内采访的糖果店,全都是相当敢于求变的,并不固步自封。实际上,现今的消费者已经习惯经常有新产品出现,品牌若不能配合受众的消费习性,将很难生存。对消费者来说,“快餐”是一种消费习性,但对品牌来说,“快餐”只是一种迎合消费者的营销方式或手法,而这种营销方式,是否会影响到品牌根底的理念,就看掌舵人的功力如何。

至于“金钱至上”,我想无论品牌的理念传统与否,掌舵人最终也得顾及盈利,毕竟员工也得支薪水呀。企业赚钱与否,是最后的结果,关乎经营的手法,与品牌的理念可以没有冲突。关于这点,书内“牛轧糖博物馆”创办人邱义荣先生的访问,相信是一个很适合的参考:他的店也经常出新产品,他也关心公司赚钱与否,但他经营公司的理念,还是很传统的。

IBTimes中文网:《甜美台北》中介绍的这些糖果店,在糖果外包装设计上都非常讲究创意,但这是否也会导致一种过度包装?

黎雅思:真正有创意的包装,通常都不会变成“过度包装”,这和文字创作有点异曲同工,有创见的文章,文字多数一针见血,不用矫饰忸怩。

说回糖果包装,我不觉得书内介绍的糖果店有过度包装的问题,他们只是把用来盛载糖果的那个“糖果盒”,设计成另一个令人看来更开心的样子而已(如手袋、蒸笼等)。

过份注重包装设计,是有机会变成过度包装,但那些多不会是有创意的包装。


IBTimes中文网:牛轧糖博物馆的创办人邱义荣先生在访谈中有提到“台湾整个文化在变”,而且也不讳言这种“传统制造业在衰退”,在这些冲击下,这些追求至臻质量的慢食主义者将何去何从?

黎雅思:我想社会大气候的改变,以及一个行业的衰退,背后必然有许多复杂的因素,不会只有单一的原因。其实传统的制造业一样讲求效率,“传统”与“慢食”没有必然性的等号。

同样,“快餐”与“质量”也不是对立的,香港人常常说要“快靓正”,就是说东西可以又快又好的意思。“快餐”影响的未必是东西的质量,对人精神的影响却肯定比较大,因为要常常在短时间里做些好东西出来,精神和脑力的消耗都很大。

当然,时间多些,慢慢做的话,细节可以做得好些,但出来的 outcome是不是好,是不是有质量,还得看整体的概念与其他的配合,很难一概而论。

IBTimes中文网:快餐主义横行天下,人们的生活节奏非常快。慢食主义的概念就显得有点曲高和寡,你自己怎么看?

黎雅思:我在香港长大和生活,已经很习惯那种快节奏,忽然要我“慢食”的话可能还会不习惯。(笑)

其实“快”和“慢”是很主观的,我刚才说“习惯了香港的快节奏”,但实际上我也没有觉得真的很快,对我来说那是正常的节奏,只是许多人都说那是“快节奏”,所以我就知道对其他人来说,那是属于“快”而已。

每个人心里都有个拍子机,人长大了,渐渐就会知道那个是适合自己的生活节奏。曲高和寡并不要紧,做人也不用事必要与其他人同步,活得舒服就好了。快或慢都好,心灵自由最重要。


IBTimes中文网:如果下一个探索目标是大陆,会选择哪座城市哪种文化?为什么?

黎雅思:我觉得上海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许多年前,因为好朋友要做一个关于上海弄堂文化的研究题目,我曾陪同到上海“考察”了一回(其实我主要都在玩),那个行程我印象很深:这样时尚先进的一个城市,却同时存在着这样一种特别的文化,由建筑到邻里人际关系,弄堂文化可以研究的东西相信有许多。

而且我对旧上海有份好奇,不知是小时候受电视电影影响,还是看了张爱玲之故。总感觉上海有份神秘感,可以探索的东西有很多,所以要我选的话,我会选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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