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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Times中文网研究员 黄亚楠 | 2013年07月17日 星期三 15:33 PM

在7月16日全国政协举行的“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专题协商会上,委员们认为,有了产业才有就业,不能没有产业地简单造城。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今年两会上也表示,“新型城镇化”不仅仅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面积的扩大,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在发展道路上,传统的依靠工业化拉动的城市化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如果中国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80%-90%的城市化率,将会出现很多恶性问题。

新型城镇化将会提高第三产业所占比重
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1%,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5.3%,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4.6%。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告诉IBTimes中文网,新型城镇化将会促进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一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会降低,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将会上升。而第三产业发展又会进一步推动城镇化进程。

党国英说,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务农的人数将减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转移到第三产业当中去,比如交通运输、商业饮食、通讯服务和保险等服务产业,拿教育产业来说,更多的工作机会将刺激一大批人接受教育,提高自我,特别是将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因而教育文化事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内容,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进而为城镇化提供了最基础的人才支撑。

党国英认为,城镇化将使大量土地得以集中,为农业的规模化生产提供了条件,规模化生产将是未来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发展方向。机械化生产将大大减少务农人员的数量,剩余的劳动力将会转移到第三产业中。

著名经济学家马晓河对IBTimes中文网说,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会提高0.61%,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会提高0.72%。

马晓河认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意味着更多的人口进城,人口的增加将会产生一系列的效应,首先是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会进一步加大,必将会带动一系列产业的发展,解决了人口的就业问题;其次,人口进城后收入结构会发生改变,进而消费支出增加,吃穿住行等消费的增加将会刺激第三产业的发展;另外,城镇化的过程也是要素积聚的过程,将会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发展的高低一定程度山反映了城镇化水平的优劣,事实上,中国自90年代以来,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最迅速的。

新型城镇化的新意体现在“用土地换产业”
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从目前国内对新型城镇化的探讨和实践来看,土地依旧是城镇化的重点,但通过此前的实践,国内现在有至少三种模式可以参照,分别是天津模式、成都模式、广东模式。对于这三种模式,安邦的研究人员总结为:“天津的大”、“成都的房”、“广东的镇”。天津还是依靠大投资、大项目,在此基础上带动小城镇发展。成都以土地确权为基础,以大城市带大郊区,房地产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广东有很强的城镇工业基础和经济基础,这也形成了广东城镇化的特色。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千差万别,如果只有一种模式,保险系数太低,适用性太窄,失败的可能性就大。比如,广东的工业强镇很厉害,但在天津就复制不了,天津对中小企业不怎么买账,也缺乏相应的环境,于是就走大型路线,大项目、大投资、大国企,这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基于中国的现实,前述来自实践之中的几种模式,可能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政策考虑的基矗。这里的关键差异点在于,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获得的土地用来做什么?如果仍然用来建楼,那就是走传统城镇化的老路子;如果是用来搞产业,那就算是搞新型城镇化。在这种思路下,新型城镇化在做法上必须注意两点:

一是解决农民安置问题。农民交换了土地,政府就应该解决农民的居住和相应福利问题,还要解决农民在城镇的就业问题,这就是农村人口市民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镇就需要大搞保障房之类的项目了。二是一定要控制房价。只有打压住房价,挤压房地产行业的利润,减小它的市场空间,这样才能将大投资挤压向工业项目,去搞产业投资。因此,在我们看来, 用“土地换产业”,这就是新型城镇化的新意所在。

新型城镇化不能忽视粮食安全问题
陈功认为,由于中国严重的资源环境破坏,再加上过去城镇化的侵蚀,中国的耕地安全和粮食安全问题越来越严峻。如果未来的城镇化继续大量占用耕地,中国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虽然李克强也反复强调,“保障粮食安全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但新型城镇化规划实际上回避了粮食安全这个大问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陈锡文曾透露,如果中国不进口农产品,靠自己生产保证供给,需要有30亿亩以上的农作物播种面积,而现在中国只有24亿亩,大约有20%左右的缺口。据了解,中国耕地的18亿亩红线早已被突破,实际的耕地缺口比例更大,这意味着中国粮食自给的基础都不存在了。

按照中国的行政传统,粮食安全问题在理论上是要交给另外一个规划去解决的,新型城镇化规划不考虑这个问题。但在安邦的智库研究团队看来,如果不考虑土地和粮食安全问题,这将是新型城镇化规划的重大缺失。在大量土地被占用、18亿亩耕地红线已被突破的情况下,中国如果还大规模地搞城镇化,大量的农地变成工业用地,中国的粮食生产就更没有保障了,剩下的唯一途径就是对外采购,但这就要看别人的脸色了。根据安邦的估算,中国2012年的粮食进口总量7236万吨,这相当于中国2012年粮食产量的12.2%,占当年中国获得粮食总量(自产量+进口量)的比例近11%!这意味着,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只有不到90%,远低于中国政府95%的自给率要求。因此,新型城镇化的相关规划至少低估了中国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忽视了第一产业对宏观经济至关重要的、货真价实的支柱性作用。


从历史进程来看,陈功说,城市化总是工业化的附属品,也可以看成是工业化的结果,但在中国却倒过来了,打算用城市化来完成工业化。甚至国内一些专家也表示,中国的城市化太快而工业化太慢。这在政策上会出现一种导向,即把城镇化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来实现工业化所要完成的目标。这实际上是本末倒置。从城镇化的进程来看,在方向上有两个:一个方向是继续扩张,对应的是过去的“土地经济”模式;另一个方向是强化管理,对应的是安邦主张的“后土地经济”模式。

新型城镇化的产业路径,是城市、产业和人口增长的自然融合。这其中,产业差异化至关重要,例如:资本发达地区实现中高端制造、消费的产业升级;后发达地区根据各自优势资源禀赋,差异化承接产业转移,寻求产业路径的多样化,可以是劳动密集型、耗能密集型、现代化农业等,实现县域经济差异化竞争,而不是雷同的拼土地、拼政策、拼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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