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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Times中文网编辑 凌雯静 | 2013年07月18日 星期四 12:04 PM

金宇澄《繁花》第一章:“ 当年阿宝十岁,邻居蓓蒂六岁。两个人从假三层爬上屋顶,瓦片温热,眼中是半个卢湾区,前面香山路,东面复兴公园。东面偏北,有祖父独幢洋房一角。西面,皋兰路小东正教堂,打雷闪电阶段,阴森可惧,太阳底下,比较养眼。蓓蒂拉紧阿宝,小身体靠紧,头发飞舞。东南风一劲,黄浦江的船鸣,圆号宽广的嗡嗡声,抚慰少年人胸怀。

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上只角”的风貌。更远一些的时候,作为当时上海滩最上层的知识分子,作家靳以一家亦居住于“上只角”著名的茂名公寓。在靳以之女章小东的回忆中,这幢十八层的大楼甚是洋派,1949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住着外国人,最高一层还是印度驻沪领事馆。不仅如此,49年之后,看门的依旧是“红头阿三”。

章小东的好婆(外婆)住在蒲石路,也就是现在的长乐路 34 弄13号的一幢三层楼石库门房子里,弄堂门口铺着“只有上海才有”的台硌路。上世纪初,章小东的母亲穿着高跟皮鞋刚踏进这个弄堂时,还因大惊小怪,被弟弟讥笑是“洋盘”(门外汉)。“所谓的台硌路是用大大小小的石头铺在烂泥地上修筑的,天长日久,不知道过了多少年月,地上的石头被路人们的脚磨圆了,又加上风吹雨淋,烂泥缩了下去,光溜溜的石头就一块一块凸出在烂泥上面。这种路看上去别有一番情趣,而走在上面就不那么有趣了。”《火烧经》里,章小东这样描述。不过,章小东的母亲和两个姐妹,就是在这台硌路上进进出出几十年,练就成了真正的上海小姐。

但是,90年代末,章小东和母亲再次到长乐路 34 弄13号故地重游时,却发现台硌路被一大片白色洋灰地深埋起来了。看到这些,母亲“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最后,她叹了一口长气,说:“没有了,再也没有了,再也没有台硌路,再也没有真正的上海小姐了。

现在的上海,已经不是张爱玲笔下几只涂着红丹蔻芊芊玉手搓碧玉麻将的上海了。现在的上海是郭敬明笔下的上海,高楼林立,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目的光线。饭店酒楼,喜欢以“老上海”、“老克勒”为招牌,吸引观光客交出口袋中的金钱。新天地和田子坊,打着保护“石库门文化”、“弄堂文化”的大旗,披着“浓浓上海味”的外衣,打着“海派”这张不老的牌。有人却疑惑,“我家以前的石库门比新天地好不知多少,为什么就给拆了呢?”

如今,当年那个和家里来的非洲朋友“打成一片”的活泼女孩东东,已年过半百。身着白色上衣黑色下装,身材保持得当,肤色白皙,语速颇快,言谈间已不常听见的上海俗语与英语齐飞:眼泼泼(形容呆滞),定洋洋(形容眼神呆滞),交关(非常)Peaceful,Between生搭自(和)死当中......谈起旅居海外对故国的感情,章小东以一句“没办法隔断”为总结,“在《吃饭》里面也讲到,回想起自己的故国,毕竟是自己的一个家。”即使文革给予了家人,那样的十年。

“一开始以为自己不会要回去,但是后来觉得回去是因为我妈妈,后来我妈妈走了,但是我觉得我还要回来,毕竟生活了那么多年,33岁之前都在国内。”但是,章小东回国之后亦发现,“整个味道已经不一样了,”很多事情让她“看不惯”,脾气直爽的她直言:“我对中国很多事情看不惯,还是要说的,”但是她也说,“外国人不能骂我的祖国,如果外国人骂中国,我是要火大的。这毕竟是我自己家,我自己的爸爸妈妈。我可以批评自己家有什么问题,但我不能让你们外国人来骂。”她觉得,“这也是一种感情。”

 

 

《吃饭》是为了寻找味道

章小东新著《吃饭》,讲的是33岁去到美国之后“吃饭”的故事。“上海人说吃饭是到外面找个饭碗,”章小东解释自己这本书的用心,“出去是为了吃饭,回来是寻找味道,但是整个味道已经不一样了。不但是吃饭的味道,文化的味道,社会的味道,都是再也找不到的了,我很伤心。”

曾经幽僻的“小马路”已经被高楼大厦替代,不过在章小东眼里,变化最大的还是人心。刚回国的她曾经去淮海路一家商场买枕头,原价388赠300券。第二天,当章小东用这300券去购买东西时,却被告知此券一定要当天使用,否则无效。她十分不解,得到的回复却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都知道,就我不知道,”章小东说起这件事语速飞快,“人与人好像变成钞票关系。买个枕头就想从你口袋里把钞票拿过来。”因此,她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教育,因为基础教育才出了那么多问题。”

她以在台湾的所见的一件小事举例。“一个小孩,问妈妈要纸巾,用完之后说了声'谢谢妈妈'。一点都不做作!”在章小东看来,这就是基础教育的一个小小侧面,所以她说:“我以前做过小学教师,现在如果回中国还是要做。”

就算是吃饭的味道,也有了很大改变。“最最简单的,大饼油条也找不到。”章小东不禁皱起了眉,“那个永和豆浆,油条是冷的。以前呢,是一个大锅(炸油条),也不会想到有'地沟油'。现在一般不敢去吃了,但在台湾却找到了。排队排了很长时间买了油条,觉得很香,吃了一根又一根。”

我觉得食材都是有生命的东西,你要是浪费了,扔掉了就是浪费了生命。我觉得这是浪费了自己的生命也是浪费了别人的生命。我对吃饭是很讲究的,不管在哪里。

章小东回到上海后还去威海卫路寻找过一个春卷店,苦寻无果。回到家,姐姐对她说:“威海卫路都没了,都变高速公路了,你到马路中央去吃春卷吗?”

《吃饭》和她的首部作品《火烧经》一样,写的都是一个人要“活下去”的信念。《火烧经》写文革中一家人的际遇,章小东觉得“我也没写得很吓人”,因为“我写的都是真实的东西。我没夸张,也不去反对这个国家,只不过历史的一个记录,让后代人知道,在我的生和死之间,有过这样的事。”

文革是味觉记忆特别匮乏的时期,章小东回忆那时候“没东西吃,什么都好吃”。“好婆(外婆)没东西给我们吃的时候,一条鱼鱼骨头放在煤球炉那里烤一烤,味道就好得不得了。”

在采访中,章小东反复提到,“再恨,也是要活下去”。“不可能一直恨得咬牙切齿。我看电影也是,不喜欢看苦情电影。因为生活已经很苦了,为什么要增加痛苦呢。所以我会去寻找一点愉快的事情。寻点开心。”她还说,“母亲是很苦的,丈夫死了,一个要担当那么多,但她还是会笑。”她以胡兰成《今生今世》为例,“胡兰成的第二个老婆在监狱呆过,事后回忆在马桶里洗被子,好像也有点生活的小情趣呢。”

不过,这场“触及每人个人灵魂的大革命”留下的伤痕依旧不该被忘却。“我小嬢嬢的自杀,对我刺激很大,”现在的章小东说起这些,语气已平静,“她那么乐观的(一个人),被人打被人批斗还是很乐观。”

“批斗结束,有时候还会买根牛舌头来烧烧。有一次,买了一个鸭胗干,放在砧板上,和我母亲两个人,比赛谁切得细。这也算乐趣的。”这样一位小嬢嬢,最终也以跳黄埔江,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王德威说我写得更多的是生活,”章小东如是说,“文革是很苦,但也是那么一点点过来。因为生和死之间那么长时间,不可能一直'哭册乌拉'(形容哭丧着脸),苦巴巴,咬牙切齿。”

 

上海已经失去了“味道”

金宇澄《繁花》序言里说,《阿飞正传》结尾半分钟,梁朝伟骑马觅马,英雄暗老,电灯下面数钞票,数清一沓,放进西装内袋,再数一沓,拿出一副扑克牌,撵开细看,再摸出一副。接下来梳头,三七分头,对镜子梳齐,全身笔挺,骨子里疏慢,最后,关灯。”最是有上海味道。

作为上海的女儿,章小东谈起记忆里的上海味道时,稍显激动,那可是“交关Peaceful”,“我以前去好婆(外婆)家的弄堂:一座石库门的房子,一个留声机,外公穿了一件汗衫,下下棋,有只猫咪在旁边睡觉。我觉得这种生活很平静。在自己家的时候,有时候天热,睡在席子上,听到外面有叫'修棕绑','磨剪刀'的叫卖。叮铃咣啷是卖炒白果,'香又香来糯又糯'。还有爆炒米花。”在上海的童年记忆,在章小东生命中不可磨灭,可以说影响了她对生活的态度,“我觉得这(种生活)很有'人气',很有一种生活气息,现在呢,已经全部没有了。

从美国回到上海的章小东,发现自己的弄堂大门一直紧锁,只在早上六点到九点开门,为的是大家“安全”。但她却觉得“很冰冷”,“安全是安全,但人心没有了。”

不止如此,从前上海的标志性“小马路”的消失,也让她不习惯。“谈恋爱的时候,沿着衡山路一直走。以前的衡山路有墙篱笆,走着走着,听到哪个墙篱笆里有人在偷偷放音乐,放的是《天鹅湖》。就(和现在的丈夫)靠在墙篱笆旁边听一会,觉得很幸福。”章小东话锋一转,“现在呢,'夯子夯子'(形容吵闹)的摇滚乐,都是乱七八糟的。男的赤着上身在那里走来走去。也太自由点了吧,这不是上海人。”

在她眼中,“上海人味道是很精细的”。“不是说小家八气。一块布买来,可以做件方领衫就要想办法做两个短袖子,做了短袖子,又动脑筋能不能做成长袖子。精打细算。不是小气,不是境界小。我觉得人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浮躁的。说一大堆没用的话。脚踏实地地吃饭,这个饭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靠自己双手做出来的。”

“上海人以前,在弄堂里穿件方领衫,还要比比谁的方领衫好看。哪怕最简单的衣服,也是(整整洁洁的)。现在呢,一塌糊涂!走来走去的人力气大得不得了,不管男的还是女的,撞一下几乎要把你撞飞出去。以前上海人精细劲少了许许多多。”章小东说起“遭遇”来,蹙起了眉头,“再想想,他们大多数好像也不是上海人......”

比起上海味道消失,更让章小东忧心的是“上海人不讲上海话”。“小孩子满口普通话。学校里都提倡普通话,好像讲上海话不太对似的。我觉得还是要提倡这些有地域文化的东西,这是我们在国外的人心中所想,”她还举了自家亲戚的例子说明,“(这是一件)我一直想的事情,做梦也会想到。”

 

在异乡的慢食体验

章小东说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她觉得最不会吃饭的一对夫妇,妻子是耶鲁大学研究生,丈夫哈佛毕业。他们夫妻俩“水斗里面放很多半成品,不烧饭。两个小孩很瘦,到了吃饭的时候拿着速食品到同学家热一热,就算吃饭了。”一家人,最开心的事是在一起做数学题,还开Party,来的人学历都是博士以上,聚会的内容--做数学题。两个孩子,长大以后一个上了耶鲁,一个在布朗大学。

第二个故事的主角德文教授Hans,“为了吃饭哪里都去”。还想来中国,吃“最有代表意义最地道的上海菜”。他全世界走,因为爱吃,厨艺变得相当精湛。别人买个烤箱,三四百元已满足,但他,一出手便要两千多的。“他这个人对于吃饭,全心全意,津津有味,”章小东笑言,“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想吃什么,吃着了,就很开心。”这位教授的孩子,考上了美国第一的商学院。

在章小东看来,“会吃饭的人和不会吃饭的人,孩子都挺有出息,”但总觉得,“不会吃饭的人生活缺了一块东西。会吃饭的人生活更加有滋味。到什么地方都要看哪里有吃的。”

“我做饭很精细,上海人嘛。”讲究“吃饭”的章小东,在美国依旧继续着上海人的“精细”本色。不仅自己吃饭做饭,还与丈夫参与了当地的“慢餐俱乐部”,觉得“慢慢吃分析分析,很有意思”,前文提到的德国教授Hans,就是慢餐俱乐部的主力成员。慢餐俱乐部每次聚餐都有不同主题,并且实行AA制,一起吃饭的人,每次可能都是不同的面孔。章小东觉得,“有时候吃饭不要和认识的人吃,和不认识的人吃饭蛮好。”

“慢餐运动是从欧洲来的,到美国在知识分子很受推崇,在律师医生当中很提倡,”章小东说,“他们觉得现在人生活节奏很快,食品的意义没有了,就组织了慢餐俱乐部,他们推广各个国家的饮食,”她亦不忘问一句,“不知道中国有没有类似的俱乐部?”

慢食运动起源于上世纪八〇年代的意大利,由Carlo Petrini倡导开来,特别强调食材的“好,清洁,公平。”说到对于食材的尊重,觉得“食材都是有生命的东西”的章小东,又回忆起圣地亚哥一位叫OTA的日本寿司大厨,对食材的“精细”让人叹服。他告诉章小东和她的儿子,“鱼肉横切竖切都有关系,切得不对味道就不一样,”告诉他们,“鱼杀掉多久就一定要吃掉,哪个部位有哪个部位的风味。”原来,《寿司之神》里那位小野二郎,并不只有一位。

不过,这位OTA大厨现在也已八十多岁。

“在圣地亚哥,有很多人认真地对待自己国家的食材。不过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没看到有中国人有这种精神。在国外,多数中国人开餐馆还是为了生计。很少有为了中国的食材食品感到骄傲。说到底,还是为了钞票,没有真心想把饭烧得好吃。”章小东说,“我年纪大了,否则我自己来开。”

 

“《火烧经》是我的《飘》”

“这是一片骑士与棉花园之地,名叫古老的南部。曾有一群雅士在此世外桃源享受最后的升平。这就是最后可见到的,只可在书本中追溯的情景,却不能再重温此梦。一种文化随风而去...... ”电影《飘》开头便这样告诉观众。《火烧经》亦是这样一个故事。所以当谈及“《火烧经》和《飘》都讲的是一种贵族文化的灰飞烟灭”时,章小东微微颔首,“你看出来了。”并且补充道,“《火烧经》就是我的《飘》。

“在我一生当中,最喜爱的长篇小说就是《飘》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里面的那句独白:'只要再过几天,就能把这副重担卸掉......只要再走几步,就能把这副重担卸掉。 '”章小东在《火烧经》中这样写道。在采访中,她反复说:“有人说《飘》不是一部文艺作品,但我真是喜欢。”在那样一个时代,将心寄托于文学作品构建起的虚拟城堡,本无可厚非,但《飘》却真正给了章小东活下去的鼓励。“当时偷看《飘》,给我生活的力量,我一直记得的。我这时候将姐姐从复旦大学推回来,手都破掉,回到家里瘫在地上。心里好恨!我想,自己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只有十几岁的人,还是个孩子,(为什么要让我经受这些),心里多少恨!《飘》里面的情节正好和我当时的(经历)心境贴合。”

她甚至像书中的女主角一样起誓:“郝思嘉说我对土地发誓,我就对自己说,我对上天发誓,随便怎么样,我的后代不能再吃这个苦了。”

“老毛有句话讲得挺对的,'这是一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这是真实的。每个人从各个角度都受到了变化。”文革时期的各种乱象,不需赘述。这些社会关系,道德理念的分崩离析,如冰雪女王的碎镜般扎进每个人的眼睛里,似乎在一瞬间,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全都变了。“《飘》里面有一段,(郝思嘉)在棉花地里想,我的妹妹那么娇媚,现在怎么会去劳动了。而妹妹也想,一场梦醒来,我的姐姐怎么会变成一个泼妇了。”章小东回忆道,“我的姐姐也说,我的妹妹本来是很娇小的(一个人),现在怎么会在弄堂口和人'寻相骂'(吵架)。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给我最大的转变。刺激太大了,一个人整个就变化了。”

“一个人,从生到死,这段时间里一定有一段生的过程,这段时间,命运让我们碰到了文革。我没办法,逃也逃不脱。现在很多人都要把它忘记,我觉得这是一段历史,我就写书把它记录下来。”正如她在《火烧经》里所写:“一切都是不巧发生的,只是正巧让我给撞上了。”

章小东还说:“来也想在序言里提到(《飘》)的,写中国的郝思嘉是怎么产生的。我就是喜欢这个郝思嘉,不屈不饶打不倒。”

 

尾声:老侠客和老克勒

《吃饭》里提到一个上海俗语“老侠客”,十分不解,遂向章小东请教。章小东说,这个词读音似“老叶客”,指的是那种天生贵族的人。人们可能更为熟悉的是老侠客的“近义词”--老克勒。老克勒在上海话中指生活海派,极有“腔调”的“老派”人物。章小东却说:“老克勒是学老侠客的。老侠客是本身就出身于那样的家庭的(一群人)。老克勒是学以前的风范,老侠客不是学的。”随后她又说起《吃饭》书封上的简介来:“这不是我写的。”简介里写,“巴金、夏志清、李泽厚、莫言,皆是她家座上宾。”她一个一个说起来,“巴金,是上一代的事情了;夏志清写错了,我和他关系很好。但他身体不好,不出纽约,连长途汽车也不坐,怎么能说到我家里来过了呢?李泽厚,莫言......不只李泽厚莫言,余华冯骥才贾平凹这批人,都来过,评论家更不提。现在莫言得了个诺贝尔文学奖就写上去,别人不要气死?我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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