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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Times中文网研究员 刘静 综合整理 | 2013年07月21日 星期日 21:03 PM

在中国,政商关系是一个既复杂又敏感的问题。商与政“离不开,靠不住”。太近了,可以得到红顶商人的巨大便利,但最终往往没有什么好下场;太远了,太阳永远照不进现实,则成为荒漠中无人理睬、自生自灭的野草。该与政治结成怎样一种关系,每个企业家心中都有一本账。

首先来看看中国几位知名商人的表态:

柳传志:以后聚会只讲商业,不谈政治

2012年柳传志在接受《财经》专访时就表示过: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不太可能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面对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2013年5月接受央视专访时,柳传志又进一步阐述,“我只能服从环境,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坚决要给环境动个手术什么的,我没有这雄心壮志。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我是一个改革派,之所以到今天还算成功的话,因为我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改革不了赶快脱险。”

近日,柳传志召集正和岛等十来家公司座谈讨论“抱团跨境投资”时,给与会诸人表达了两个核心观点:“一是强调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从国内看如此,从欧美看也一样;二是企业家的态度,最重要的是聚焦、专注。”对此正和岛公司总裁兼总编辑黄丽陆诠释称,“柳总说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

马云:爱政府但不要和他们结婚、做生意

马云曾对创业者和企业家给出建议:“无论你在哪里,政府是一样的,爱他们但不要和他们结婚,不要和他们做生意。”

马云说,现在企业家讲话越来越政治,政治家讲话越来越企业家,这个是危险的。他以他在上海的某一次会议的经历为例,他向政府汇报工作,汇报了5分钟,某官员教他们一个小时怎么做企业。现在政府的人忘记自己是做政府的,企业的人忘掉自己是做企业的,还有很多人忘掉自己做建筑,忘掉自己是做学术。人们应该在我们在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我们才会分工合作、互相合作。

王健林:亲近政府 远离政治

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说,政商关系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在哈佛读博士后还要困难,在中国尤其是民营企业能成功做大,太不容易了,比美国企业家要艰辛好多倍。他总结说,处理官商关系或者政商关系要做到八个字,亲近政府,远离政治。“你不理政府那些,在中国证明纯粹是忽悠,美国也不可能不理政府,因为审批,但是你把握好一个关键,不去做使自己能伤筋动骨的事情。”

“政商关系其实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比你哈佛读博士后还要困难,真的,美国一个官员跟我讲中国的官员跟我讲他们特别佩服你们这成名的企业家,在中国尤其是民营企业能成功做大太不容易了,比美国企业家 要艰辛好多倍,我说你知道这一点就行了,所以说中国这些民营企业家有很多干过美国来的话,那可能很了不起,因为中国就是这么一个特殊的环境,五千年的封建文化。加之,亚洲的经济基本上是政府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是有差距的,官商关系或者政商关系绕不开这个话题,所以我的演讲说一句算名言吧,我说八个字亲近政府远离政治,你不理政府那些,在中国证明纯粹是忽悠,美国也不可能不理政府,因为审批,但是你把握好一个关键,不去做使自己能伤筋动骨的事情,我觉得问题不大,其实要做到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创新、创新、再创新。” 王健林解释说。

王石:万科的原则是“不违规,不行贿”

房产企业的老大王石曾说,从我到深圳创业开始,不行贿就是我做事的一个基本原则和底线。我这么做,我的企业也这么做。有人质疑: 个人不行贿可以理解,但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你能保证你的公司没有行贿行为么?事实上,如果你假定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行贿的社会,不行贿你就会无法生存;但是如果你假定这个社会虽有受贿的风气存在,但也有不受贿的廉洁官员,那么你坚持不行贿就不那么困难了。而且,一个公司,如果从制度上确定一件事情不能做,那么财务上就无法支出,行贿之事自然就办不成。

万科不擅长“关系”,关系分为朋友关系、权钱关系、酒肉关系。万科把权钱关系和酒肉关系都拒绝了,只要你找到市场,不喝酒不行贿是很难,但不是想象中那么难。廉洁的官员,只要你抓住他需要的荣誉感,树立品牌,成为当地政府的骄傲,也一样可以立足于市场。有种奇怪现象是,某个官员被“双规”了,就有一批企业家受牵连。在中国,房地产行业涉及的产业链非常长,难免要和政府部门打交道,而万科在全国31个城市搞房地产开发,也肯定会遇到当地有一些官员出事,但是无论如何,万科不会受到牵连。因为我们有自己坚守的原则: 不违规,不行贿。这是底线,宁可生意不做,也要坚持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梁稳根:我的财产乃至生命都是党的

这样看来,商界“最坦白”的人还是根叔。拥有“三一重工业集团”百分之五十八股份的重工业大亨梁稳根,当被记者问到党的利益和亲人利益冲突时,你会怎么办?你会弃商从政吗?他表示,“我会坚定不移地以党的利益为第一。我的财产乃至生命都是党的,这是一名共产党员必须具有的素养素质。共产党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不是说假话,这是一种信仰信念。”

梁稳根说,共产党员有信念,有理想,在中国很受尊敬,“我从小就希望加入共产党,希望自己能与中国的复兴与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

被问及对中国民营企业有何建议时,梁稳根说,“十八大报告中,我首先了解了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内容,看到这个我就放心了,证明基本国策没有改变,我们期望新一届领导人进一步改革开放。改革其实就是把政府和市场关系不断调整,改革不断发展就是希望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并且开发更多的市场给民营企业,让民营企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刘永行:民营企业同当地政府官员拉私人关系是短期行为

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中“听话”的典范。四兄弟创业期间,每一步的发展都配合着政府的政策节奏,看着政府的脸色做事,不钻政府政策的空子,让政府处于被动之处,从而也让家族生意能避开政策调控的锋芒。比如 1982年四兄弟打算到农村养鸡之前,特地找到当时的县委书记询问,回乡创业“要不要得?”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又正儿八经地向单位打报告申请辞职,辞职报告直打到四川省副省长那里才有了确切的批示;1992年刘氏兄弟计划成立私营企业集团,也特地向国家工商局打报告,直到国家工商局批准才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

1993年刘氏四兄弟有了成立一家民营银行的想法,就与41位政协委员共同提案,建议政府批准成立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家投 资、主要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银行。直到3年以后国务院才批准,刘氏兄弟才当上民生银行的主要股东。

对于企业家与官员的关系,刘永行一直以来都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有时故意退避三舍。刘永行认为,民营企业同当地政府官员拉私人关系应该说是短期行为,企业家的着眼点应该在于如何把企业培养成优秀企业。因为 任何地区的政府领导都要发展经济,企业发展是绝对的,同领导的关系只是相对的,如何把企业的业绩变为地方领导的政绩,使二者形成互利关系,建立企业在社会生存上的相对优势,这才是企业的长远策略。

刘永行的“官场哲学”在短期内影响了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路径。因为“房地产需要大量的(内幕)交易,需要不断地吃饭喝酒送礼”,他最后放弃进入地产业;因为“要耗费大量精力去跑证监会、跑这个部门,跑那个部门”,他至今都没有上市打算。

鲁冠球:政府不会考虑企业家的影响力而投鼠忌器

在政商拿捏上可与刘永行并驾齐驱的是浙商鲁冠球,创业至今已经40多年却屹立不倒。查看其历史,鲁冠球的社会观察一直是以乡镇企业为圆心、以中国改革的现实阶段为半径、以自身的企业实践为基础而展开的,他提出的诸多观点在不同的改革阶段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效应,却基本上与他所经营企业的具体利益无关。鲁冠球因此成为各方均乐于接受的企业家代表人物。

在鲁冠球政商关系的实践中,禹作敏入狱事件给了他很大提醒。1993年,禹作敏与天津市政府公开对抗,矛盾激化。与禹关系颇佳的鲁冠球去信,安慰禹说,政府应会考虑他的改革影响力而投鼠忌器,然而事态发展大大超乎他的意料,事后鲁冠球重新思考企业家与政府的互动方式。

严介和:要比政府还要了解政府

原江苏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长严介和,被商界公认为是政商关系语言大师。他认为,要比政府还要了解政府,才能善于和政府打交道。“在政府面前,我们始终扮演的是既聪明、又能干、更听话的角色。”严介和说,企业家要读书,第一本就是政治学。“我认为,如果资金链出了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政治链出了问题。政治链出了问题,企业要破产,老板要坐牢。” 然而,现实往往充满戏剧性,严后来下课去职,却是倒在资金链上。

冯仑:保持精神恋爱就好,跟政治家不上床

对中国政商关系颇有研究的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认为,在中国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像情人关系最好,而不是嫖娼的关系,不用让他办一次事就给他一次钱,超越了金钱关系。“我们不当小三,我们是和政治家精神恋爱。(原因)很简单啊,他(政治家)欣赏你啊,觉得你不错。另外,他(政治家)透过你了解社会。大家是一代人,原来的出处差不多,但是分工不一样,所以有基本的信任。我们和政治家保持精神恋爱,跟国有资本要上床。国有资本有庞大的资源优势,信用好,我们和它们在一起会获得更多的资源,社会舆论,环境上的安全性,有个安全保证。”

冯仑将中国的政商关系划分为三个层面:其一,是企业与所在体制的关系。在这方面,冯仑说:“要听党的话按政府的要求办。因为没办法啊,是他们发牌,就像在赌场,他是坐庄的,我们是必须听从的。从这个层面,你和他的关系非常简单,不用搞复杂,也不用想,因为在中国就是这样。”

其二,是民营资本与国营资本的关系。冯仑说,“这个关系应该是混合经济,就像我们和泰达的关系。这个政商关系不太困难。”

其三,是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他特别强调,“这个要小心。你既需要政治家和你有一个好的互动,但又不能变成一个互相交易的关系。

大历史中,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角色:

冯仑认为,在历史大背景中,中国民营企业家大概只有四种角色可以扮演。

第一种就是荣毅仁,他配合政府把自己的一切都捐了,然后又加入共产党,当了国家副主席,他跟制度就从根本上变成一伙了,这是一种选择。半推半就容易被人疑心,干脆投怀送抱、以身相许,彻底不算帐了。2005年荣毅仁追悼会举行那一天,恰好荣智健家族被宣布为当年首富,非常巧合。

“今天我们也看见荣毅仁式的身影,比如三一重工的梁稳根先生,以身相许都不行了,恨不得掏心窝子,肝脑涂地,要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和财产无条件献给党,这是一种方式。”冯仑说。“近年一位民营企业家出事后,他家亲属跟我讲,都是因为没听老辈的一条家训:后半夜吃肉。什么意思呢?在胡同里,前半夜吃肉,肉味都飘出去了,别人路过心里就不舒服,就拿砖头砸你们家,所以要熬到后半夜等别人睡了再吃,就是要低调,别露富。”

第二种是张謇模式。张謇真有社会理想,最先使用股份制集资,办企业办到全国第一,然后办公益、办教育,然后又投身革命。钱没挣着,落了个好名声,这也是一种。

第三种,实在弄不清哪个制度好,颠了再说。今天香港仍然有一批当年上海做纺织的老字号活了下来。

第四种更有社会责任感,比如卢作孚,抛家舍业支持抗战,为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最后却被他收养的一个家伙出卖了。

那些与政治走得过近而失败的企业家们

商与政“离不开,靠不住”。在中国究竟该如何处理政商关系,既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又是一个技巧性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一些明星企业家因和政治走得过近而失败。

1993年,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因严格管理而成为举国学习的活榜样。政治的光环使得步鑫生放松了经营而日日忙碌于演讲和开报告会,日后他曾对人说,“当时我有一个错觉,既然是党中央把我树为典型,肯定是不会让我倒掉的,有什么事情是办不成的呢?”而事实却是,几年后企业难以为继,谁也保不了他。

如果说步鑫生产生了政治依赖症,牟其中则是染上了政治幻觉。1991年,南德集团的牟其中用500车皮小商品换回4架苏制图-154飞机而轰动一时,他从此再也没有认真做过一笔生意,任由思想的翅膀飞进政治家的花园流连忘返。牟其中将身为民企的南德集团的战略目标锁定为“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服务,振兴社会主义经济”,并命人裱成金字标语悬挂于大厅。

过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超越身份能力的政治谋划热情,造成支持力量的真空。尽管一度拥有“中国第一民间企业家”的江湖地位,牟其中从来没有获得过哪怕一项来自正统官方机构的荣誉认同,如劳动模范、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国或某省市优秀企业家。1999年牟其中因罪入狱后,继续执着地给高层领导写信,建言“中美俄经济大三角”战略。

近年,因官商关系过近而倒下的商人中,最具冲击力的当属国美电器前主席黄光裕。黄光裕出身卑微,没有权势背景,凭借敢于闯、胆子大、有豪气,踏着政策和法律的边缘,左右前冲。2008年黄光裕登顶胡润中国富豪榜,成为中国新首富。然而,一路积聚的风险也在同年喷发,黄光裕因对商务部法规司郭京毅等人巨额行贿而被批捕。

黄光裕的官员近身战术,显然过于低劣而原始,难登大堂。事实上,黄光裕一直没有什么大的政治头衔。财经作家吴晓波观察到,在一个与某人大副委员长一起的场合,黄光裕自始至终没有主动与之说一句话。“可看出他不通官场语言,只有江湖语言,至多加些商业语言。”

如果说,步鑫生、牟其中、黄光裕败于各种形式的政治过近,那么,更多企业家则是倒在与政治的疏离上。

远离政治是一个更大的错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民营企业普遍弱小,并不拥有与政府博弈的资格,包括步鑫生、牟其中等,倒下更多是因自身的管理能力和市场意识。进入21世纪,民间资本操作天才不断涌现,但数年间,华晨产权制度不明晰,格林柯尔经营管理跟不上扩张的步伐,德隆金融资本风险失控,三家名盛一时的民企以各种方式相继垮塌。这中间,固然有中国企业先天性的制度缺失,但背后仍可理出一个政商关系失控的线头。

仰融,有商业天赋的企业家,失足于一个政商常识。2001年,“慕马大案”发生,沈阳官场地震,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华晨开始规划南下新建汽车基地。当仰融与英国罗孚、浙江宁波缜密商议中国汽车产业大变局时,他唯一忽略了东北政府方面的心态。想做中国底特律的沈阳市政府认为这无异于背叛。这一年,华晨被收归国有,没有学会妥协的仰融出走美国,两年后华晨溃败。2005年,仰融在接受大陆媒体越洋采访时说,“我真没想到把项目放在宁波会惹出这么多事,要是放在大连,可能什么事都没有。”

在中国,一个与地方政界绝缘的人很难想象能保持超速成长。格林柯尔系的创始人顾雏军信奉负债经营,并把整合对象锁定为与政府有盘根关系的国有企业,项目遍及国内。偏偏在资本的不规则扩张中,顾雏军与地方政府关系渐行渐远。一个久传的段子是,在一个茶话会上,顾雏军被安排与某市主要领导一桌用餐,用餐过程中,餐桌上的其他人都给这个领导敬了酒,唯独顾雏军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自享其乐。格林柯尔系遭遇危机后,很快变成一地鸡毛。顾雏军于2005年入狱。

在民企沦陷中,最具震撼性的非德隆集团莫属。唐氏兄弟在沿着资本惯性滚雪球般在全国扩张时,却没能同比例地编织政治避险网。一遇风吹草动,因无援手,紧绷的资金链崩塌。这个本最有可能成为中国首个民营金融帝国的企业,于2006年走进了历史。

“实际上,德隆留下的600亿元资产中很多都是优质资产。如果能撑到07年,也许结局就完全不同。”一位参与债务重组德隆的人士说。德隆德恒证券副总裁王世渝公开撰文提及唐万新如是悔道:“我们远离政治是一个巨大错误。如果今后还有机会,我们一定不去上海,一定就在北京设立总部。”

如果说,仰融、唐万新是输在政商技巧上,河北大午农牧集团董事长孙大午则在政商价值观上“输”得一干二净。军人出身的孙大午堪称是政商关系的“破坏者”。他“不屑”与政界人土交往,在对外交往上,公司每年基本没有什么招待费。这让当地政府部门一直感觉很不爽。据报道,一位官员曾毫不避讳地说,“孙大午太出头了,成了孙大牛了。”

多年言语上的“不检点”和行为上的“特立独行”,令其于2003年7月5日被逮捕,不过罪名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纵观历史,因政商关系“失控”而倒下的民营企业家们不只这些,列出来可能是一个较长的名单,如爱多集团胡志标、健力宝集团李经纬、托普集团宋如华、伊利集团郑俊怀......

这样的故事总在一批批一幕幕的上演,从牟其中、年广久、唐万新,到黄宏生、仰融、顾雏军、张荣坤、周正毅、龚家龙、戴国芳......数不清的民营企业家倒下了。仔细了解他们落马的原因,大多是因为挪用上市公司资金、假账、虚假注册资金、违规担保、合同诈骗、偷税漏税等问题。

为何大败局不断上演?

这种现象之所以一年又一年地出现,中国时评家风青杨认为,是由于“没有制定一个良好的游戏规则”。这些企业家们大都出身草莽,凭着常人不及的天赋与勤奋,在恶劣畸形的社会环境中野蛮生长,创造出了中国经济的真正奇迹并成为企业界的明星,最终又因踩到雷区,一个个锒铛入狱。

对此,财经作家吴晓波评价说,“他们的失败,是一件让人遗憾但并不可耻的事情,因为这些失败往往伴随着伟大的创新和冒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燃烧在企业家内心的那股不甘平庸的勃勃野心,在一次次颠覆着陈旧的秩序,掀起商业上的巨浪与革命。”

吴晓波在《大败局》分析认为,民营企业“中国式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政商博弈的失败。诞生于市场竞争领域的民营企业在政商博弈中的弱势地位有目共睹,企业家为之付出的代价也可谓是“血流成河”。

关于此点,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及创始人之一王功权是深有体会。他说,在中国体制下,民营企业群体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不是指他手头钱少,而是跟政府权力博弈过程中是一个弱势群体。

“我国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后,全国转向经济发展为核心,可政府却没有在法律上做更多的事给社会更大的空间。改革以来的前十几年比较好,政府立法,倡导给民间空间。后来渐渐变了,特别是政府的层层官员随着长期抓经济工作后,对商业越来越熟悉。现在很多政府官员对怎么做官、怎么运用和驾驭公共权力提供公共服务不清楚,但怎么招商引资、怎么搞企业,中国官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强的群体,官员都向商业上花功夫,由此导致公共权力大规模进入到经济领域。比如去盖楼、办厂,这个成效看得见摸得着,改善财政、带动地方经济,他们觉得这个事挺好。就像当年坚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样,现在怎么讲,也完成不了这个转型。坚信发展是硬道理,我呼吁必须从'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发展是硬道理,但并不是政府用权力直接推动经济。由于政府做这样的事侵占民营企业的空间,所以企业越来越难做。” 王功权感慨道。

中欧商业评论则进一步指出,官商基因决定了中国企业的发展形态。在中国,是政府主导经济,比企业家强。具体表现为:

一方面,政府拥有大量的资源,一项新的政策往往影响到行业的发展和企业的兴衰。因此,不少企业领导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内部经营能力的塑造上,而更多的是放在和政府搞好关系上。他们往往和官员走得很近,热衷于各种政治身份的获取,以便从政府那里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支持。而一旦关系破裂,企业就如断线的风筝,瞬间陷入困境,科龙、健力宝、君安证券等莫不如此。

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利用行政权威和部门间的权力关系介入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使得企业经营者的自主权并未完全落实。

加之,历史上中国是2000年中央大一统的帝国,官总是压过商。“士农工商”的排名,使得商人们选择了“商而优则士”的道路。

官家对权力的绝对垄断和民营企业家在政治上的边缘地位,导致前者可以对后者进行机会主义性质的掠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章奇分析说。这种非市场力量的政治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民营企业家那么热衷于和政府建立起紧密的关系。例如和国有企业成立业务上的战略合作关系,或引入政府部门作为战略投资者。许多民营企业因此从名称上来看,更像一家国有单位,但实质上却是私人控股。企业家的算盘,就是通过这种紧密的政企关系,既提高企业的政治保险系数,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体制内的资源为自己服务。  

然而,是不是挤进了政治人物的核心圈子,建立起人格化的关系网络,摇身一变成为“红顶商人”就安全了呢?无疑,中国千年来的官商文化为实践这种策略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精神支柱。尤其是它能够带来的直接且巨大的经济甚至政治利益,早就为战国时吕不韦的传奇经历所证明。

但实际上,通过把自己和政治人物绑定在一起,只不过把市场中的政治风险转化成了政治权力斗争中的风险,且由于权力斗争的无情而变得更加险恶。章奇解释说,一方面,由于进入了对方的核心决策圈,企业家不再有退出的选择,只能被动地为政治人物的政治利益服务。另一方面,一旦所绑定的政治人物倒台,接踵而来的后果完全可以对企业家构成毁灭性的打击。千年前吕不韦的悲惨下场,就是今日各个热衷于当红顶商人的企业家的前车之鉴。

晚晴“红顶商人”胡雪岩的下场,则更是证明了此点。胡雪岩因左宗棠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来于宁波、上海等洋人聚集的通商口岸间,并帮助左宗棠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事务。此后,胡雪岩名声大振,从事贸易活动,在各市镇设立商号,利润颇丰,短短几年,家产己超过千万。但最终却落得商海倾舟,抄家摘顶的下场,成为左宗棠李鸿章派系之争的牺牲品。

左宗棠曾赞誉胡雪岩:“你是生逢其时,财色双收,官居二品,商界知名。”胡雪岩答曰:“我是天从人愿,赌博一生,看似风光无尽,实则如履薄冰。”

或许当年左宗棠与胡雪岩的这番对话,表明了胡的心声,也道出了当今中国红色企业家的心声。

未来,在中国如何有技巧地游刃于政商博弈之中,仍将成为企业家的最大挑战。在一个没有稳健机制和良性体制架构的环境下,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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