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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 | 2013年07月22日 星期一 11:18 AM

改革开放初期,一批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身的经济学者,开始接触到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立刻为之迷恋,进而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为高层提供了大量具有强烈市场化倾向的参考意见,以为在计划经济的中国,只要实施了全面市场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虽然我对中国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依然怀有敬意,但从他们身上,我能颇为清晰地感受到这些思维的盲点。时至今日,当世界经济危机过去后,我还读到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在大批凯恩斯主义,几乎将凯恩斯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岂不知,西方的市场经济核心不光是市场化,而是程度不同地带有政府干预的成分,无论是英国的凯恩斯主义还是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都是如此。

当然,如前所述,凯恩斯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干预,又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政府干预角色。前者是成熟市场经济形态下的政府适度干预,政府不拥有对经济活动的生死大权,而后者则是一个脱胎于计划经济的、正在艰难地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形态,政府角色依然没有完全脱离计划经济的思维和色彩。

请不要以为我上面这段话是在玩概念或逻辑游戏。我希望能十分清晰、准确地界定下列问题:到底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单纯市场化是否就是市场经济?成熟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干预角色,与脱胎于计划经济、处于转型期的经济形态中的政府干预角色,又有哪些本质的区别?

苛刻地说,对一个具有一定逻辑思考和思维穿透能力的人来说,只要对中国的问题稍加观察和思考,上面这些都基本上不构成问题。问题是,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人们,包括层位极高的官员和名声极大的经济学家,似乎都没有完全明白这一切。正因如此,在中国这些年的改革中,才会出现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

如果循着上面的思路,中国这些年的改革进程,存在着绝对市场化和绝对行政化两个截然不同的倾向:前者一味迷恋市场化,结果忽视了政府应该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并导致了政府角色的缺位;而后者则继续固守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高度行政化特征,导致政府角色的严重越位。

当政府职能转型不力的时候,其中既包括政府角色的越位,也包括政府角色的缺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的角色似乎从来未曾真正到位。政府角色的越位,导致腐败盛行和特殊利益集团的膨胀,也导致人民对执政党信心的严重下降和执政党危机的产生,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大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终极根源;而政府角色的缺位,则导致高度市场化下的民众利益受损,人民连医疗、住房、教育这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产品都无法公正地享受到,何谈对社会乃至执政党的信心?中国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

因此,政府角色的越位和缺位,表面上看,其外在表现方式不同,但其精神实质却完全相同,即都是改革进程中政府角色的不到位;其导致的后果也极为相似,即从两个不同的侧面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民众对执政党的信任危机。

因此,中国的许多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如果仔细分析,其实是一个广义经济模式的问题。

本文选自邱震海新书《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

作者邱震海,系东方出版社特约时政评论员

 

 

此文章为转载,不代表IBTimes中文网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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