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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 | 2013年07月22日 星期一 14:19 PM

今天的中国,似乎呈现两个截然不同的侧面:一个是充满希望的中国,另一个则是没有方向感的中国;一个是内部日益富裕,外部日益崛起的中国,另一个则是充满一大堆困惑的中国。

到底哪一个中国的侧面是真实的?其实,两个侧面都是今日中国的真实反映。这真的是一个处于十字路口的国家,过去的二、三十年里跑得很快,跑出了一大堆成绩,也跑出了一大堆问题和矛盾。现在到了十字路口,所有的成绩和问题都在这一路口交汇。现在是到了我们真正静下心来,好好梳理一下我们的深层的发展逻辑的时候了。

从总体上说,今日的中国正在经历两个十分明显的进程,那就是外部崛起和内部转型。两个进程同时发生,彼此看似割裂而又相辅相成。然而,两者之间却呈现出一种十分明显的反差。这一反差正在越来越强烈地发挥作用。 

一、迅速崛起的中国,如何应对内部转型的艰难?

2010年和2011年,是中国周边环境快速恶化的两年。以南海主权争议为核心,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其间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南海争议似乎已不再是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之间的双边争议,而似乎正在演变成为中国与某些东南亚国家集体的冲突 - 东南亚国家的“集体抱团”策略似乎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其背后无疑有着很深的美国的影子。从2010年夏天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河内高调宣布美国重返东南亚,到2011年美国又高调宣布重返亚太,美国在亚太地区似乎处处都在挤压中国的国际战略空间。

外部崛起瓶颈:根源在内部转型?

不仅如此,从2011年11月东亚峰会前后的情况来看,中国与某些东南亚国家围绕南海主权的争议,正在演变成为以中国为一方和以美国为首的另一些国家集团为另一方之间的争议,这些国家跨越了与中国存在主权争议的东南亚国家本身,而延伸到了日本、韩国、印度甚至欧洲这些与南海相距甚远的国家;而南海问题的争议也不再是围绕南海诸多岛屿而产生的争议,而成为所谓的南海航行自由。而只要一旦涉及南海航行自由,那么似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其共同的利益。

一个针对中国的“南海问题包围圈”似乎正在形成。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2011年整个一年里人们可以看到和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现实。不仅如此,南海问题其实只是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中的一个。这几年,人们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的是,当中国国力日益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外部战略环境却似乎正在日益恶化。这一对严重的悖论,似乎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与此同时的另一些悖论是:从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与邻为伴,与邻为善”的方针后,这十年时间是中国在周边关系上“与邻为善”的十年,然后却也是中国周边环境日益恶化的时间;这十年是中国随着国力增强,对世界的贡献日益增大的十年,尤其是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在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过程中中流砥柱,力挽狂澜,但中国的善意和贡献却似乎没有得到同样善意的正面的回报,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正在被一些得到中国帮助的国家,在政治和战略上进行制约甚至围堵。

 随着悖论的深刻的展开,我们的思考也必将层层深入地展开。这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正如本书第一章所阐述的,崛起的中国,其朋友似乎正在日益减少,而且许多国家似乎心甘情愿地跟在美国的后面,与中国展开这样或那样的潜在对峙,即便它们在经济上与中国存在着高度的依赖和依存关系。既然这样,人们就不得不从一些软性的层面去寻找原因,而不仅仅是从硬性的国家利益的层面着手。

这个所谓的软性的层面,从美国来说,就是对中国的“软遏制”,亦即通过其政治体系和价值观。作为一个五千年文明的文化,中国自然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与西方保持一致 - 事实上所谓的“全盘西化”也已或仍在成为中国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迷思。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能否提出让全世界都能真正信服的价值观,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 中国为什么提不出令人信服的价值观?

有朋友也许会说,儒家文明不是中国在精神层面给世界的贡献吗?且慢,儒家文明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它不是一种现代文明意义上的价值观,它只能说明中国的过去数千年,但却不能说明中国在迎接工业化之后对世界的精神贡献。

也有朋友说,中国在近年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论,这难道不是价值观吗?也且慢,“和谐世界”从本质上说只是一种方法论,仅涉及国际社会成员之间当产生互动时的方式和状态,而不是一种深入人心的价值观。更何况这是一种基于中国传统儒家文明思想之上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对国与国之间几乎必然产生的冲突抱着某种一厢情愿的态度。

国家间的利益在很多地方必然产生冲突,和谐只是一种互动方式,而非价值观。这里的关键是能否提出一种为全球人们所信服的价值观,就象美国的“自由”价值观一样,这是一种真正涉及每个个体(无论其肤色、种族和国籍)、真正能够深入人心的价值观。

真正为人信服的价值观当然不是通过一帮秀才的冥思苦想就能出台的,更不是通过一种政治利益领先的构思而能成熟的,它必然建基于这个民族和国家的人们在内心的真正解放和成熟。

行文至此,本章的主题也就呼之欲出了,亦即内部转型与外部崛起的关系。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一直天真地认为,内政与外交是刻意彼此分开的;当我们在内部转型上遇到诸多挑战时,我们可以暂时将内政上的困惑暂时放在一边,而专注于外交上的崛起。但到了两者都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之后,我们发现,原来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关系,内政上的困惑正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乃至阻碍我们在外交上的崛起。

外部崛起过于迅速,内部转型过于艰难 

首先,我想用几句话来描述今天中国在内部转型与外部崛起之间的关系:一、中国的外部崛起过于迅速,内部转型过于艰难;二、外部崛起成为我们的亢奋症,内部转型成为我们的疑难症;三、当内部转型艰难的瓶颈到达一定程度后,而恰好遇到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后,我们很容易将“枪口”对外,将内部矛盾外嫁;四、内部转型的成功永远是外部崛起的基础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先说第一点:外部崛起过于迅速,内部转型过于艰难。这里还要加上另一句说明:无论是外部崛起的迅速还是内部转型的艰难,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知、想象和认知水平。

十五年前,我们恐怕谁都没有想到,我们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分量。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上升,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必然外延,同时在国际(包括经济和能源)市场上也必然会与西方已发达国家发生冲突。于是,各种矛盾和冲突自然会不请自来,而此时的中国,从上到下显然还缺乏准备,既没有系统、成熟的战略予以应对,更缺乏一个成熟、稳健的民间心态。于是,如本书第一章所说,这几年的中国,成了明显的“救火队员”,出现了明显的跟在形势后面疲于奔命的情况,而不是预知形势的发展,更难以引领形势的发展。

与此同时的另一个情况则是,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市场经济和十二年的“入世“进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同时也积累了巨大的问题。尤其在过去二十年“政治上高度稳定,经济上高速发展”的模式下,成绩和问题都在今天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在这里,我想用三句话来描述今天中国在内部转型方面所处的状态,即:一、巨大的成绩与巨大的问题同时赛跑;二、相信成绩一定能跑过问题;三、不能因为成绩一定能跑过问题而忽视问题的存在。全部的问题就在于此:当我们的外部崛起过于迅速,以致于我们的主观认知水平还无法完全跟上,因而才出现这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在内部转型却又过于艰难。

今天的中国在内部面临三大转型:就工业化形态而言,中国正在从一个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就经济形态而言,中国正从原有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就社会形态而言,中国正由原来的封闭社会向日渐多元开放的公民社会转型。三大转型都很迅速,但都十分不彻底,均存在相当程度的“非典型状态”。本书第四章对此还将有详细阐述。

问题是:上面的三大转型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环环紧扣,相辅相成的。当城市化产生巨大矛盾的时候,我们以为这是一个单纯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技术问题,其实到矛盾激化到一定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这背后有巨大的体制上的弊端在起着阻碍作用;但当市场经济转型导致腐败丛生的时候,恐怕没有人会否认转型已经深刻地触及到了体制的弊端了;至于多元化公民社会随着转型深入而呼之欲出的时候,我们更能真切地感受体制转型的艰难。

然而,现阶段的一切问题的症结也正在于体制转型的艰难。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现有的体制必须转型;但另一方面体制转型又不能带来太大的社会动荡。于是,“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内政问题上的重要准则之一。而这一思维不自觉地又蔓延到了中国正在面临的外交战略上的挑战。既然是稳定压倒一切,那就在一些关键的议题和时刻不敢大胆出手,必须而以追求和谐作为最高目标;同时,既然是稳定压倒一切,因此在一些价值观问题上也就不能或不敢大胆有所作为。

因此,国际社会看到的中国,是一个在外部世界迅速崛起的庞然大物,这个庞然大物有时甚至-至少在外部世界看来-有点“象魔鬼般地张牙舞爪”;而在内部转型上,中国却显得缩手缩脚。更要命的是,内部转型谨慎所导致的种种保守思维,正在左右着外部崛起的种种行为规范。也许下面的比喻有不恰当之处:国际社会看到的中国,每每是一个在行为上“张牙舞爪”,而在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上又异常谨小慎微的国家。

外部崛起成为亢奋症,内部转型成为疑难症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同时拥有地球五分之一的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其崛起从历史的演进角度看是一种必然。同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过去数百年受尽西方奴役的民族而言,最近二十年的迅速崛起也必然会带来民族自豪感的迅速提升。所有这一切都是中国崛起的题中之意。

由此,对长期具有历史悲情的中华民族而言,迅速的外部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亢奋症。如上所述,撇除一些不合理的外在因素,这种“崛起亢奋症”就其核心而言,是十分正常、健康,也是十分需要珍视的。问题是:既然是“亢奋症”,有时一不小心就会走向其“亢奋”的一面,显示出某种非理性的一面。

但另一面,上面提到的中国内部三大转型,无一不是难啃的骨头,其间既有三大转型本身的技术难题,同时更有体制转型不成功而带来的羁绊。在这种情况下,“稳定压倒一切”往往成了某种“拖延战术”的代名词,内部转型也就真正从一个技术性难题变成了一个疑难杂症。

下一个需要观察和研究的是:外部崛起的亢奋和内部转型的艰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构成中国的一体两面;在这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会倾向于认为:外部崛起和内部转型是两个可以彼此分割的过程,内部转型的问题交由内部转型自己去完成,而且内部转型的艰难也绝非短时间内就可以克服,因此还是让我们先专注或“享受”外部崛起的迅速过程吧。

岂不知,如果说过去十年,这两个进程还可以彼此分割,那么经过十几年的迅速发展,无论是外部崛起还是内部转型都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双方都在相当程度上遇到了瓶颈。如果任由外部崛起亢奋和内部转型艰难的情况继续下去,那么两者彼此分割的情况就会更加明显地导致一系列问题的产生。

(摘自《中国人成熟吗?》一书,未完待续)

 

 

此文章为转载,不代表IBTimes中文网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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