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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29日 星期三 06:48 AM

提要: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所讨论的刑法修正案,拟议废止9个罪名的死刑,这种政策的出台背景,既有对四中全会所倡导的“法治”思想的贯彻落实,也是对过去多年来坚持限制和减少死刑适用政策的延续,此外,中国政府过去在此问题上的努力和进步得到国际社会认同与民众尊重,也是一种促动因素,而中国宪法所确立的“人权保护”原则以及现代法治理念所涵括的慎刑原则,也是这一政策出台的背景。

从10月27日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根据媒体报道出的信息,该修正案的重要内容,就是再次大规模减少死刑适用范围,将刑法原来规定的55个死刑罪名,减少到46个。其中,拟议取消的死刑罪名包括社会广泛关注的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等。

纵观此次修正案九的内容可以发现,其体现了三个思路:从刑法学的角度体现统一性原则;从刑事政策角度体现了保护人权原则;从制度改革方向体现了轻刑化原则。

受传统文化影响,死刑在中国社会和民众中一直得到某种程度的崇尚。中国的传统法制史,就是一部刑法主导的历史。而从历史的纵深来看,至少在中国,习性的起源,很可能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氏族战争的报复。那时,战胜了的氏族,会将所俘获的地方战俘处死,以示报仇和警告,久而久之,中国从奴隶社会至封建社会再至当今社会,无一不重死刑,都把死刑当作统治社会、威吓统治对象的最佳利器。

但随着天赋人权思想的日益全球化,特别是200多年前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的著作《论犯罪与刑罚》被推崇和普及以来,人类有关死刑的检讨,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活跃阶段。渐渐地,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和社会管理者都开始认同人命至高无上的理念,并逐渐将此演化为法治理念中的“罪刑法定”和“人权保护”基本原则之一。

对于死刑的反对和废除,赞同者的理由很多,比如:生命是上天所赋,任何人都无权以任何理由剥夺他人生命;死刑并不具有当然的威慑作用,否则,现在还有那么多的死刑,依旧没有消除相关犯罪;死刑一旦执行错误,无法挽回;死刑是残忍的,容易诱导和培育人的残忍心理,等等。

当然,有关死刑的存废之争,过去两百多年来从未停止过。但全球总的趋势来看,减少死刑罪名、减少执行死刑的例数、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从减少慢慢走向废除,这些观点,都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的共识。事实上,中国从1997年修改刑法以来,就一直坚持贯彻这种共识,并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1997年修改刑法前,普通的盗窃罪,都有可能判处死刑。而在过去中国,由于经济不发达、物质匮乏,盗窃罪的发生率也很高。所以在那次修法动议中,很多人听说要废除普通盗窃罪的死刑,感到不可思议,甚至坚决反对,他们的最大理由就是,中国盗窃犯罪占到全部犯罪的近三成,倘若取消盗窃罪死刑,势必鼓励盗窃犯罪,从而使盗窃罪大幅度增加。但那一次,主事者被法治理念所说服,坚定地废除了普通盗窃罪的死刑。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废除,不仅没有导致盗窃犯罪的增加,而且从那以后,盗窃罪在全部犯罪中的比例逐年下降。此例生动地证明,死刑并不能真正有效遏制有关犯罪,更不是减少相关犯罪的有效利器。很多犯罪的发生,其实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条件,和该类犯罪所面临的刑罚是否有死刑,没有必然联系。

从1997年以来,中国刑法历经8次修订案和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这些修订的历程,总体上都沿着减少死刑适用、严格限制死刑执行条件和程序这一正确方向。比如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就一次性减少了13个罪的死刑,其中包括走私普通货物罪、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等常见的原死刑罪名,这次修订,也将1997年修改刑法时所保留的盗窃银行和盗窃文物的死刑也彻底废除。

除了大规模减少死刑的适用范围,中国政府还通过上收死刑核准权到最高法院、严格限制执行死刑的条件等,大幅度减少了司法实践中的死刑执行例数。内部人透露,自从最高院上收死刑复核权以来,中国每年实际执行的死刑例数,只有收权前的五分之一左右。由此,中国每年处决人犯的数量大幅度减少,这也是世界人权史上的丰碑。

中国政府修改刑事政策,大幅度减少死刑的执行和适用范围,一方面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与尊重,另一方面也赢得了民间和法律界的极大欢迎。有人认为,过去数年来,处决人犯的大幅度减少,是中国共产党政府在人权保护上的重大进步。

换个角度而言,政府之所以减少死刑适用,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政治经济背景。法学家们认为,犯罪的发生,除了个人因素外,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也是很深刻的影响因子。比如中国盗窃罪的逐年减少,就和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以及物质的极大丰富有关。所以,减少死刑的适用,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国家政府的自信和社会的文明进步。

在过去多年里,中国政府以稳健、慎重、试探的步伐,在减少死刑方面迈出了坚定的一步步,并取得了良好的政治和社会效应。政治上,这一改革举措使执政党赢得更多国际认同和民间尊重,社会上,这种改革,不仅没有导致相关犯罪的增加,反而以这种政策的人道性和文明性,感染、影响了一大批人,人们通过讨论和观察死刑的减少,亲身看到了社会的进步,并意识到文明的价值和重要。

古云:“治乱国用重典,治平国用轻典。”现在政府减少死刑,实际上也体现出政府对社会稳定的肯定与期许。

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正值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闭幕后不久,这种日程安排,也不排除,以此作为对四中全会所倡导的“法治”思维的响应和贯彻实践,因为现代“法治”理念中所包含的“罪刑法定”思想和中国宪法中所宣示的“人权保护”原则,恰恰就包括对死刑的限制使用。

当然,中国政府减少死刑,也离不开中国法学界有识之士的坚持呼吁,在过去多年中,诸如刘仁文、邱兴隆、陈兴良、周光权等著名刑法学家,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呼吁减少和限制死刑,这些努力以及他们从理论上所做的很多研究与探讨,也是中国死刑得以成功、持续减少的动因。

“杰人观察”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的持续进步和文明的上升,中国政府还会继续以慎重、稳健和积极的态度,继续推动死刑的减少,并最终实现死刑在中国的全面废除。在笔者看来,如果不出意外,并基于中共政权的持续改良和进步,这一目标的实现,将可能于中共执政100周年之际,即2049年的时候出现。

对此,笔者乐见其成。

作者:陈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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